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考核

霍姆斯关于法律的生命是经验的判断，正是基于英国普通法的主要来源就是各个地方的民间习惯。

[15]See Christine Parker Vibeke Lehmann Nielson，Introduction，in Christine Parker Vibeke Lehmann Nielson，eds.，Explaining Compliance：Business Responses to Regulation，Cheltenham，UK Northampton，MA，USA：Edward Elgar，2011，pp.1-36. [16]关于法学研究的整体论，参见王启梁：法学研究的‘田野——兼对法律理论有效性与实践性的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2期，第137-138页。[24]参见赵旭东：何以违法？——适用中国文化转型的规则与社会，《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第172-173页。

[2]See Robert B. Cialdini Noah J. Goldstein，Social Influence：Compliance and Conformit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55(2004)，pp.591-621。有鉴于此，对守法能力进行建设，或者说提供给行动者获得能力提升的环境，十分必要。要弄清楚守法的内涵，有许多值得厘清的问题：是不是立法、执法、司法足够好，就可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尊法守法？是不是法律知识增多、道德水平高，就必然产生守法？守法是否仅仅是规则适用的结果，抑或仅仅是人们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行为反应？守法社会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对守法的认识，首先不能停留在道德、伦理的应然性论证上。然而，在法学研究领域，相对于大量有关立法、司法、执法问题的讨论，守法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守法的道德义务感、尊法守法的普遍心理机制都需要一个教化的过程。

守法意识包含着两个核心要素：认同和道德义务。特别是如果翻译和转化还需要与特定的文化相连接时，人们对法律知识的接受度相较于一般群体会变得更有挑战性。[43]千叶正士，见前注[8]，第188页。

[33]吉尔兹，见前注[32]，第145页。联邦制国家的地方立法尽管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但也会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正确。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在规范的内容与结构、价值与原则、方式与目标等方面的不断同构，要求二者必须走上融合发展的道路。[15]参见谈萧：论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冲突及协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第98页。

可见，民间规范的守成与地方立法的创新给二者融合发展制造的障碍，并非是不能消解的。伯尔曼在考察西方商法传统时指出，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

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的补充有两种形式： 一是经由主体自治的补充，即民间社会主体通过个体自治或团体自治，[83]适用民间规范，从而补强地方立法所意欲追求的地方治理秩序。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都是为一定区域内社会关系之定纷止争或调适所预设的规范，因此必须具备法律渊源的特征，才能成为司法者和行政者的规范选择。例如，《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鼓励移风易俗，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品。由此可见，在最为基础的规范分析即权利义务分析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最容易发生同构。

[25]也就是说，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同构，奠定了二者融合发展的又一逻辑基础。[32](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6页。地方立法的形式可以或事实上具有地方特色。鉴于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分属不同的规范系统，彼此对立，均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根据辩证逻辑的否定统一和自我扬弃规律，无论是民间规范还是地方立法，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向外寻找克服自身局限性的资源。

[44]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21页。[81]参见谢晖：论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18页。

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指引，是指地方立法根据现代法治原则，利用其在地方治理过程掌握的信息和知识优势，引导民间规范走上目标化、规范化和合法化的发展道路。该《决定》显然是站在规范法学立场上的。

[2]正如有学者指出，民间法研究给长期以来笼罩着形而上甚至空洞色彩的理论法学研究带来了现实主义关怀。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基础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实践中，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是否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讨论二者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恩格斯在描述逻辑意义上的辩证图景时说：当我们通过思考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作出规定(第八十二条)。地方立法在发展执行性规范时，也会为民间规范的经验演进提供诱致性变迁的可能，因为法律规范的权威性更容易被地方民众认可，由此民间规范的经验性也能从地方立法的执行性中获得发展资源。合法性转化是指对民间规范中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部分予以剔除后吸收进地方立法。

例如，《淄博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少数民族公民死亡后，按照其丧葬习俗土葬的，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埋葬。[18]20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法律多元主义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非殖民国家，主张所有社会都存在法律多元现象，这被称为新法律多元主义。

这一地方立法认为该民族结婚仪式传统中以民族习惯代替结婚登记的规范是不合法的，与具有现代性、先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冲突过大，因此应予以剔除，而只对除此之外的结婚仪式民族习惯予以吸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能够从基层社会治理和地方法治建设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68]伯尔曼，见前注[53]，第663页。[65]见前注，Hayek, supra note 59, p.17. [66]R. Sugden, Spontaneous Ord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3, No.4, 1989, p.91. [67]参见曹胜亮：论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第65页。

民间法习惯法习惯惯例民间习惯民间规范等概念在众多民间法研究文献中界分不清或交叉使用，也表明民间法研究尚停留在知识运动层面。[43]法的继受或移植一般发生在中央立法领域，对于中国这样面临法制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尤其如此。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研究(项目编号：16ZDA069)的阶段性成果。单纯依靠习惯来行事的前提是那些成为惯例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显然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法律现实主义者，也并不意图从实然(is)中推出应然(ought)，相反强调从实然中学习并改进之。

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popular faith)，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矻矻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alaw-giver)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40]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甚至坚定地认为，一国实在法与其语言一样，没有绝然断裂的时刻，以其民族的共同意识为特定居所。

[24]尚海涛、龚艳：法规范学视野下习惯规范的界定——以雇佣习惯规范为例说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8页。……这意味着，它们的形式必须是：证实它们和证伪它们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

[61]Mark J.Roe,Delaware?s Competition, Harvard Law Review , Vol.117, No.2, 2003, pp.588-646. [62]吴邦国，见前注[47]，第13页。二是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文献资料不足以胜任将这一系列概念区分开来的学术任务。

[18]SallyEngle Merry, LegalPluralism, Law SocietyReview , Vol.22, No.5, 1988, pp.869-896. [19]张均：法律多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6页。至于规范原则，是指作为规范体系中最为内核的基础性规范即元规范。[36]语出《礼记•王制》，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8页。如果说认可是一种直接吸收，那么转化则是一种间接吸收。

美国法社会学者瑞斯曼就借用国家法体系下合宪性和有效性概念描述非国家法体系的制定过程和执行机制。……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

哈耶克最早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这一概念，它也可被称为自我组织的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或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比较者从等同走到不等同，又从不等同回到等同，使一个消失于另一个之中，事实上就是两者的否定的统一。

根据执政党纲领性文件所作的顶层制度设计，民间规范是从法治社会建设切入法治实践的，而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在地方、在基层，作为地方性知识和基层生活规范的民间规范也必然最先、最多地与地方立法和地方法治建设发生关联。这一地方立法就在一方面认可了少数民族的土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为了避免民间随意适用土葬习俗造成不必要的土地资源浪费，而将该地的土葬习俗转化为在规定的地点埋葬后吸收进地方立法。